625年——626年 唐高祖宽刑薄赋，休民罢战，恢复元气。李建成、李世民夺位暗战。
唐高祖正在发愁怎么处理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俩的矛盾。这时突厥人大举犯边，唐高祖只得暂且放下此事，让李世民率军去抵抗突厥。
虽然唐高祖猜忌李世民，但李世民百战百胜，唐高祖又离不开他。
也有说法，唐高祖让李世民去抵抗突厥是想借突厥之手除掉李世民。即使李世民没死在突厥之手，但只要他打了败仗，唐高祖就能名正言顺地治他的罪。
但李世民击退突厥得胜而归。李世民功劳更大，声望更高。唐高祖一点脾气没有。
唐高祖在“事平之后，猜嫌益甚”。李世民功高盖主，唐高祖对他更加猜忌。
唐高祖让李世民驻守边关，让李建成留京辅佐自己治国。兄弟两人脱离接触，暂时相安无事。
唐高祖在处理家事的同时也并没有耽误国事。
统一中国后，唐高祖原本打算罢兵息战，休养生息，解散了中央军，让将士们回家搞生产。但是突厥人不断犯边，地方军应付不来，唐高祖不得不重组中央军。
隋炀帝推出“租庸调制”以减轻百姓负担，鼓励生产。
租庸调制是均田制下最佳征税办法。因为它可操作性强，简单明了。每个男丁一年交两石粮的租、20天代役钱的庸、两丈绢的调就可以了。百姓交的明白。官府收的明白。
不像以前，官府要根据每户的人口数、男丁数、财产数、土地数、产量等各种因素确定一个税额。官府算得麻烦。百姓听得糊涂。
租庸调制只要搞明白每户男丁数就可以了，有几个男丁交几份税。税额是固定的，不用算。
有人估算过，唐朝的租庸调折合税率是百分之八，相当于汉代的“十五税一”。税率也是非常低。
另外，劳役可以拿钱买，不愿服劳役可以掏钱找人顶，也就是以庸代役。农民因此可以专心生产，不用再担心农忙时人手不够。
不过，租庸调制是均田制下最佳征税办法。如果均田制被破坏了，前提条件不存在了，租庸调制就显现出非常大的弊端。比如说，唐朝初期人少地多，一个男丁一百亩田的分配制度能够执行下去，一人一年两石粮的租也不觉得高。到了中期人口越来越多，可供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一个男丁可能只能分到七十亩、三十亩、甚至十几亩田，仍然按一丁两石的标准收租就有点让人吃不消了。
因此，租庸调制后来被两税法取代，存在时间不长。
在退出租庸调制的同时，唐高祖“颁新律令，比开皇旧制增新格五十三条”。新律被称为武德律。武德是唐高祖的年号。武德律实际上是开皇律的修订简化版。开皇是隋文帝年号。武德律比开皇律在刑罚上有所减轻。
宽刑薄赋，休民罢战，这都是古代皇帝所追捧的王道仁政。想做明君，这似乎是标配。
唐高祖为了减少战争，同意和突厥、吐谷浑互市。
古代都不太愿意跟周边的游牧民族互市。因为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比如衣食盐铁，在古代都被列入战略物资。对于一个不友好的邻居来说，给他们提供这些东西等于助长他们的军事潜力。但是，游牧民族缺少并且急需这些东西，买不到就去抢，不惜发动战争。
唐高祖同意互市，一方面希望减少战争，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得到游牧民族的马和牛。中原急需战马和耕牛。
为了不助长游牧民族的军事，唐朝主要是以茶换马。茶叶也是游牧民族最想得到的东西。因为游牧民族天天吃肉喝奶，需要用茶解油腻、助消化。并且茶还有解毒消病的功能。
唐朝与突厥等游牧民族的互市又被称作茶马互市。著名的“茶马古道”就起源于唐代。
开展茶马互市后，中原牛马短缺问题得到极大改善。
“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早先农民耕地缺少耕牛。现在好了，得益于互市，田野上各种牲畜遍布。
唐高祖在任期间干的最后一件事是灭佛。
佛教在隋唐乱世又开始兴盛起来。佛教一旦兴盛，生产就要受到影响，并且会影响到社会生活和发展。
太史令傅奕上书唐高祖要求灭佛。他认为佛教的最大问题是“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信佛之人有两大罪，一是不忠不孝，二是游手好闲。
出家人上不赡养父母，下不抚育子女，眼里只有佛祖没有帝王，是谓不忠不孝；出家人不务工不务农不纳税，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是为游手好闲。
佛家用地狱、轮回等一些话术吓唬、欺诈那些脑子不灵光的人，用虚构的未来诓骗他们的钱财。他们谎称人的寿命、贫富、吉凶都是由佛控制的。让人放弃个人努力一心礼佛。这是无比荒谬的。
按照中国人的礼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但佛家都剃个大秃瓢以示跟尘世决裂，背叛自己的父母和祖先。
上溯历朝历代，看看佛教昌盛的朝代都是什么下场？
傅奕说养活这么多白吃饭不干活的和尚尼姑浪费了多少粮食？建造这么多中看不中用的寺庙浪费了多少钱财？如果我们让和尚尼姑还俗成婚，国家马上增加十万户纳税人口。他们生儿育女又能使我们国家兵源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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