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制定了艰难的五关，他们通过检查每个人的双手，日军机会就把所有的中国士兵找出来，他们知道当过兵的人每天都要用枪，会在手掌上的特定部位留下老茧。
他们还检查每个人的肩膀上是否有背包的压痕，前额和头发是否有带过军帽的痕迹，甚至还检查脚掌上是否有连月行军磨出的水泡。
如此严格的检查，很多人都无法逃脱。
一旦被日军发现，他们会直接拉着此人到一旁，或让新兵用刺刀刺死，或用枪打死。
在十多万人的注视下，日军就这样把一个个中国士兵找出来，并残忍的将其杀害。
让拉贝印象深刻的是一名跛脚的中国军人，他挣脱日本士兵的束缚，用手擒住一名日本士兵，那名指挥官毫不犹豫的命令手下开枪，连同名日本士兵一同被乱枪打死。
他甚至高呼：“小田君与支那人同归于尽，魂归故里，他是圣战中的英雄！”
拉贝却清楚地记得，什么英雄，在士兵开枪的时候，那名被擒住的日本士兵还在哀求。
14日晚上，在一次全体成员大会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了解到，日军从委员会总部附近的一所难民营中逮捕了1300人，并把他们处以枪决。
“我们知道这些人中曾有当过兵的，但那天下午曾有一位日本军官向拉贝许诺会饶恕他们的性命。”
基督教青年会代表乔治·菲奇在日记中记录这次事件：“现在看来，日本人要做什么已经很明显了。带着刺刀的日本士兵把这些人排成队，以100人为一组捆起来；对于那些戴帽子的人，日本人则粗鲁的将他们的帽子扯掉，扔在地上，借着汽车前的灯光，我们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被日本士兵押走，一步步走向死亡。”
安全区委员会成员们都看着，看着那1300名中国人被日本人押走，所有人都清楚，日本人不会放过这些人。
这些人或许会被乱枪打死，也许会被日本新兵当做练枪的靶子，练刺刀的稻草人。
拉贝对此陷入深深自责，他想，如果不把他们收入安全区，是不是这些人能够逃出去，又或者不会被日本人找到。
正是因为他让安全区收留了他们，日本人才能在安全区里找到他们。
至少在外面，他们还能够反抗，在安全区，他们什么都没有。
更没人保护他们。
接下来的几天，拉贝无助的看着日军把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从安全区拖走并处以枪决。
除此之外，还有数千名碰巧手指、额头和脚掌上有结茧、印痕或水泡的无辜人士被日军带走，这些人是拉黄包车的苦力、体力劳动者或警署探员。
日本人把这些人杀害以后，尸体丢进了池塘里，拉贝印象里金陵城有好几个池塘，但都因为日本人把尸体丢在池塘里，因填满尸体，这些池塘消失不见。
后来，他看到城内佛教慈善机构仅从一个小池塘里，就打捞出120多具尸体。
相比较外界如同人间炼狱般。
教堂的地窖嫣然成为周晓丽和夏远的避风港湾。
周晓丽之前有想要到安全区的想法，但在地窖待了几天后，地窖算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最关键的是前往安全区的途中，要经过日本人占领的区域，路上未必会安全。
最保守的，也是最安全的，就是待在地窖。
地窖有足够的食物和罐头，睡有床铺和被褥，暖和的军大衣，还有一些书籍，以及蜡烛，如果不是担心可能会暴露，她就点燃蜡烛，在蜡烛旁看书。
夏远躺在床上睡觉，周晓丽看了会儿书，抬起头，揉了揉眼睛，把书本合上，轻轻的走到夏远身旁，盯着对方皮开肉绽的脸颊看。
他脸上的伤口早就结痂，好久没有清洗，脸庞黑乎乎的。
她不知晓夏远外出杀了多少日本人，但每次出去，都不会空手而归。
周晓丽盯着夏远看一阵，坐在床上，找到一个空白本子，拿出自己的钢笔，放在嘴前哈了哈，在本子上尝试着勾勾画画。
见本子上留下道道线条，她开始构思语言，在本子上写下。
“日本人打进来，父亲为保护我，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杀害，我也被日本人抓住，我早就听说日本人在金陵城内做的事情，没想到这一天会轮到我头上，日本人为了玩弄我，他们把我抓住，又把我放了，他们想要看着我逃跑、挣扎、无助的哭喊，他们就这样一次一次的把我放开，又把我抓住。”
“每次抓住，他们都会脱掉一件衣服，我很绝望，我以为我的命运就是这样如此，我已经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我想，我宁愿死了，也不愿意被他们侮辱。”
“直到我遇见了一个撤退的士兵，他很厉害，五个日本鬼子不是他的对手，他杀死了五个日本鬼子，带着我逃离了那个地方。”
“我活了下来。”
“但还没有结束，他每天晚上都会出去杀日本鬼子，他说他替我报仇了，我不知道他杀了多少日本人，但他每次回来，都会带回来很多东西。”
“他的存在让我感到安心，至少我不用再心惊胆战的东躲西藏了。”
写到这里，周晓丽把本子合起来，小心翼翼的放好。
取出针线，把夏远脱下来的衣服，撕裂的地方缝好，放在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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