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舒雅指着那张图纸：“有了它，我们要少费好多力气啦。这件事交给我了，大家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这个刘大海，竟然敢打排长耳光，这次我要让他后悔上次为什么不死在刘黑子手里，哼。”
韩战梅跟朱排副哈哈笑了起来，武文斌则又是一脸的黑线。
第二天清早，林舒雅一身便装的找到宋莉，两人叽叽咕咕说了一阵，然后坐上周二壮专门为她们安排的大车，嘻嘻哈哈的朝一四七团驻地方向而去。
晋绥军一四七团，实际上是隶属于第十三集团军直属独立师，师长叫做邓家财，山西五台人，是时任第十三集团军司令王靖国的同乡，当然也是二战区司令闫长官的同乡。
说起这个独立师，还是要从那位闫长官以及晋绥军说起。
公正的说，在晋绥军初创时期，阎锡山还是做到了心胸开阔，广招人才、兼容并蓄，以良好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从容应对民国初期各种困难局面。于是到一九三零年，用了不到二十年时间就使晋绥军达到统治晋、绥、察、冀、平津六省市，拥兵二十五万人的顶峰。
在经济方面，阎锡山则提出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等口号，成立了经济建设委员会，依靠自力更生，在数年之内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厂矿，修筑了长达 八百六十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到抗日战争前夕，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国内名列前茅。特别是那些晋造的武器弹药，堪与当时中央政府之兵工厂齐名，不得不承认为中国的抗战立下了功劳。远的不说，就现在独立排所使用汤姆逊的那些柯尔特手枪弹，绝大部分都是出自于此。
然而，在这之后，由于其为人小气，心胸狭窄，而且猜忌心强的本质逐步显露出来，后期在知人善任方面便不够洒脱，失去了晋绥军初创时期广招人才，兼容并蓄的胸襟，使晋绥军内一批有才气有能力的将领逐渐产生了离心倾向。这其中以傅作义，徐永昌等人尤为出名。
除此之外，对待自己五台县的小老乡，则不论功过，皆信任有加。其中最有名的有两位，其中一位就是这位第十三集团军的司令王靖国。
说起这位王靖国，实在是令人无语。说他是一个常败将军一点都不为过。从抗战开始，他屡战屡败，数度战前弃阵而逃，但都因得到阎锡山的坦护而逃脱军法惩处。
最为夸张的是，一九三七年太原失守后，日军进攻晋西之交口，王靖国信誓旦旦的保证坚守三天，然而他却只守了一个晚上便弃阵而逃。时任晋绥军军法处长的张培梅怒不可遏，亲自带领执法队漫山遍野的逮这个王靖国，发誓要亲自将其就地正法，以谢国人。然而，人还没有逮着，却逮到了闫长官的一纸电文，令其免除王靖国死罪。可怜张培梅悲愤交集，又无法面对自己的食言，竟然自杀谢了罪。也算是可惜一条汉子了。
逃出劫难的王靖国，也得出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也要有一个班底，免得的像上次一样，一个小小的执法队，就把自己追的满山遍野的胡乱窜。于是，在自己荣升第十三集团军司令之后，适逢这个邓家财师长被武文斌占了老窝，无处安身，于是便向闫长官讨了一个独立师的编制，将其招至麾下，也算是自己的禁卫军啦。
而此时，却正是山西的抗日形势发生变化之际，经过一年多的抗战，晋绥军的损失惨重，于是那位闫长官的思想也产生了波动，认为当务之急要把保存实力放到第一位。于是便有了跟日本人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签署的“临汾协议”。此协定的主要条款就是日军帮助晋绥军消灭八路军，且让出一部分地方供晋绥军驻防，归还被日军缴获的部分晋绥军将领财物，接济晋绥军部分军火和粮食等等。而且在那个著名的“秋林会议”上，更是明确提出了把对日作战全面转为对共产党八路军和由八路军领导的“抗日决死队”作战上来。
于是，在这种形势下，再加上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浪潮，晋绥军内部，“通共”就成为了一个罪名。
赵士良的“落难”，也是因为这个罪名。
当然，作为邓家财师长，在政治上还是没有那么高的“阶级觉悟”，能够自觉地洞察跟配合闫长官的行动。但是，有一点他却是看清楚了，那就是要为闫长官打造一支“五台子弟兵”。
关于这一点，原因实际上也很简单，当年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奉令率六十一军，于天镇抗击日军进犯，浴血奋战十天之久，天镇失守，他擅自后退，最终被枪决。而自己的上司，王靖国王司令，只守了一个晚上就逃之夭夭，不但没有枪毙，反而从军长变成了集团军司令。这是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啊，王司令是闫长官的“五台子弟兵”嘛。而现在，自己已经成为了王司令的“五台子弟兵”，可是，自己的手下，却没有成为自己的“子弟兵”，这个，显然是不行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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