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政策市侩味道浓厚，一些古板的老夫子或许会认为朝廷名器被如此明码标价相授受是对朝廷和体制的一种侮辱，不过那是在太平时候，五代十国政权轮替频繁，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在纲常顺序已经被彻底颠覆的时代里，李文革这种貌似有辱斯文的做法根本不值一提。李彬和秦固都不是不知变通的人，李文革自从掌握大权以来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他并不是一个稍有权势便忘乎所以的人，节度府到目前为止一名真正的僚属都还没有任命，而军中将领像沈宸魏逊这样的中坚人物至今都还是七品官衔，只有一个周正裕比较特殊挂上了五品的武散官衔。李文革在官爵封赏上的这种审慎态度很为李彬秦固等人所钦佩，五代的武人政权很少有这种情况，绝大多数人都是在稍有权势之后便大肆封赏手下，稍有点地盘之后便迫不及待地称王称帝。
秦固和李彬认为这纯属沐猴而冠，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说，反倒会引起其他势力的关注和敌视。李文革毕竟是个未来人，他的认识无疑要比秦固李彬深刻一些。他认为大肆封赏过早称国在五代是个相对比较普遍的问题，这也恰恰是五代的大多数政权寿命均极短的根本原因之一。天下的割据政权很多，想要成就一定的气候，就必须重视两件事：对内要重视秩序的建设和维护，对外要尽可能保持政治上的低调韬晦。
大肆封赏滥授官爵，是对一个政权一种制度的根本性破坏，在一个体制内部，官爵是维系体制正常运转的政治生态环境，一旦官制紊乱名爵滥授，那么这个生态环境就被破坏掉了，这个制度或者说政权就失去了前进和发展的动力，这个政权也就离灭亡不远了。
举个例子说，三师三公，这些都是在初唐时候极少有人能够得到的官爵，开唐三代皇帝，除了皇子之外活着获得过三公名位的只有三个人，裴寂、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其他的人都是在死后获得过一个司空的赠官，连后世人如雷贯耳的魏徵在活着的时候也只不过得到了一个太子太师的从一品官位，至于三师，唐代中前期基本上就没有人获得过，于李唐有再造之功的尚父郭子仪也是在死后才得到了一个太师的赠官。
可是如今，三师三公以检校的名义满天飞，李彬一个观察使就获得了检校司空的头衔，李文革一个奴隶出身崛起不过一年的边镇节度一加衔就加了个检校太保，高允权活着的时候只管九个县不到两千兵，居然就是侍中，死后追赠太师，享受和郭尚父同等的待遇。
尚书令在隋唐只允许皇子担任，自贞观年开始，因为唐太宗担任过，这个职务便没有臣子再敢担任，郭子仪那么大功劳都推辞了这个职务。然而自晚唐五代时期开始，关中李茂贞一个地方军阀就能获得尚书令的官爵，公然与唐太宗相比肩……
当钱不值钱的时候，一个国家的经济就濒临崩溃了……
当官不值钱的时候，一个国家的政治就濒临崩溃了……
因此李文革对职事官把得极紧，一方面要让属下看到升官的希望，另外一方面则绝对不能够让他们升官升的太快，即使是很迅速的提拔，也必须一级一级按照品秩次序提上来，有多大的规模就授予多大的官爵，这是延州政权的基本政治原则。
其实李文革连散官秩也看得很重，武散官秩被他用来当作军衔使用，是绝对不允许乱授的；这次进行土地税制改革，事关重大，关系到延州和八路军未来的发展前景，李文革斗争了好一阵子，才下定决心将文散官秩作为一种辅助性政策拿出来和大地主门做交易。
不过他明确规定，文散官没有俸禄，也不得干预各府曹县科政事，以免造成财政负担或者政治紊乱。甚至连文散官原本拥有的选官机会，他都一体废除，文散官不能参与职事官的选官。可以说，这些个文散官除了可以穿着官服摆出官员的排场之外，几乎没有啥实际意义。
不过显然有人并不这么以为。
丰林秦家是第一个主动合作的延州家族，出让了三百八十顷地，按照李文革的政策，这个家族六房的长男都获得了九品官的官位，还有两位家族长老级的人物被封为从八品承务郎，只有八岁的族长秦肇端更是被李文革特别对待，简授为正七品的朝请郎。
有了官爵在身，原本在延州政治地位低下的秦家顿时一跃成为颇为显眼的角色，此次会议，秦家的小族长秦肇端身着七品服饰列席，是专门来做榜样的。
主持会议的是布政主事秦固，延州官方出席此次会议的还有延安县令检校转运从事高绍元，肤施县令陈夙通，布政曹司农主簿张鼐，经商主簿唐凋，税赋主簿赵良臣，另外，八路军延安团中营指挥检校延安镇遏使李护也莫名奇妙地列坐在侧，他的身后跨立着两名彪悍严肃的亲兵卫士，更是令来参加会议的各族族长们惴惴不安。
各族前来参与会议的都是族长，连几个告病想逃过这一遭的族长也被负责延安卫戍的军官硬“请”了来，在座的诸人中只有一个人不是族长，便是世袭的延国公高绍基，他虽然不是高家的族长，却毕竟有着从一品国公的爵位在身，请高家的族长却不请他，礼貌上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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