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委员长离开武汉前，没忘记了警告东京。当然，这发言也是他向全国、全世界作出的一种姿态，
日军在为进入武汉作种种准备。
九江。华中派遣军前进指挥部里，出现了司令官田俊六大将瘦小的身影。他几天前才从南京赶来九江的，他既想早日亲眼目睹武汉三镇的风采，但更重要的还是对部队放心不下。
上年底，松井大将率部进驻南京。由于对部队约束不严、对各级官佐恣意纵容，导致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犯下滔天罪行，引起举世公愤。为此，日本政府威慑于国际舆论，被迫将松井，谷寿夫等一批高级将领召回国内。贬的贬，转预备役的转预备役。
松井之流的劣迹使世人将日本皇军与“禽兽”二字连在了一起。
比起南京，武汉还不仅仅关系到日军面子上的事。东京执意打下武汉，就是要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乘机扶持亲日势力主政，早日结束对中国的战争。
如果日军一再施暴，南京的后遗症恐怕永无消除之日，扶持新政权，也只能是一座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这一点，已在南京呆了半年多的田俊六知道得清清楚楚。
从军事上，田俊六更是感到对武汉不能破坏太甚。外围战部下的极大消耗和东京方面调兵的捉襟见纣，早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兵力调用已达极限。武汉也许将是他日后卡住西南出口，与中国大军周旋的基地。他自然不能自己先毁了这块基地。
10月24日，经过全盘考虑后，日本华中派遗军司令官田俊六大将向进抵武汉郊区的各部队颁布了入城注意事项：
……部队宿营地区，避免设于市内，应选在郊外大建筑物内，以便于维持军纪、风纪；在武昌的粮道街、汉口的大五庙至下码头、汉阳的朝宗门，设置难民区，须保护汉阳、汉口、武昌的建筑物、庙宇、大学、图书馆、陈列馆……，武汉有各国租界及使馆，本军一举一动，世界瞩目，因此是以实际行动宣扬皇威，使其理解皇军真姿的绝好时机，所以每人对此务须慎戒，且鉴于过去之教训，防止因日久而松懈。再，武汉为本军今后常驻和作战之基地，一切建筑、设施，严禁破坏。……
田俊六用心良苦，八方关照。但最后一句话，透出了他的苦心所在。
隆隆的枪炮声已震动武汉三镇，大武汉经过4个半月的拼死抗争，终于大厦将倾，沦陷在即。
军委会被日机炸得残破不堪的灰楼里，蒋委员长仍稳坐高台，丝毫没有走的意思。珞珈山上，宋美龄可没有他这么沉得住气，电话一连催了几次，可每一次都没有结果。
（PS：谁说老蒋一打仗就跑，他可是武汉会战战斗到最后的人。）
蒋委员长到底想显示什么呢？没人知道，也没人敢问。
论“勇”吧？委员长的属下，甚至苏联顾问都夸过他“身处枪林弹雨而面不变色”，他没必要再此刻意显示。再说也没有如此示勇之法。
说“与将士风雨同舟”呢？可两战区主力都已南下，西进，他如何同舟？
谁也说不清。但侍从、武将们有一点能说清，那就是再呆下去不仅委员长跑不了，连他们也要遭难。
侍从室主任林蔚沉不住气了，又进了蒋委员长的屋里。但很快，他也被蒋委员长唬着脸轰了出来。林蔚可真是傻了眼，尤如百爪挠心，却只能干着急，谁知，这时有一人比他更急，此人就是卫戍司令陈诚。
陈诚不但要为领袖及军委会滞留人员负责，还必须对部队负责。委员长一天不离开，他就得1个师1个旅地往上调部队，打这种毫无意义的乱仗。尤其部队已无心恋战，硬往上调，死伤动辄千计，这牺牲毫无价值。
当陈诚从电话中得知委座仍未撤离时，急得直跺脚，当即在电话说道：“哎呀，蔚文史，你们还不走干什么？城外已乱成一团，你赶紧请委员长走啊？！”
林蔚也是满肚子怨气：“辞修，他不走我也没法子啊！再三请示，可他一点儿表示都没有。”
“现在还有哪些没走？”陈诚脑子一转，紧问道。
“没有了，只有徐永昌部长没走。”
“那么好吧，我来请徐部长转陈。”陈诚说完挂了电话。
陈诚到底是蒋委员长的亲信，左右相随多年，深知老头子的秉性。这时左右亲信请他撤离，他是不会走的。但那些身居要职，又非亲信的人，像军令部长徐永昌来出面说情，情形可能就大不一样了。说穿了，是一个面子问题，也显示蒋委员长的从容不迫。
果然，徐永昌出面，马到成功，蒋委员长终于答应撤离。
飞机摇晃着冲入漆黑一团的夜空。宋美龄长舒一口气，把头靠向椅背，闭上了眼睛。但蒋介石却伸长脖子，望向窗外，灯火管制下的武汉三镇，已是一片黑暗，只有零落的几盏孤灯和偶尔落入市区的炮弹映出的团团火球，显示着这座大都市尚未僵死的生命。
武汉城郊，炮声隆隆，火光闪烁。他知道这是守城部队在同日军进行最后的血战，他也知道这炮火很快就将熄灭，夜色大地还将恢复死一般的沉寂。
他面目呆滞，口中喃喃道：“武汉终于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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