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一词是龙谦的发明,于右任觉得很传神贴切。
“总统,内蒙的情况要好的多。为什么放弃已有的成果?太可惜了。”
龙谦没有回答于右任的提问。埋头翻阅着于氏整理的关于内蒙垦务的资料,他没有问这些资料是出自户部档案还是来自其他地方。鲁山进京后接管了满清六部档案——他们没有销毁。也没有带走,基本完整。
在内蒙实行农垦是因为庚子赔款的压力。当初山西巡抚岑春煊就上奏清廷,开垦蒙旗土地以解决财政亏空问题。刚从太原返回北京的慈禧立即降旨,着派贻谷驰赴晋边督办垦务。贻谷是满族大臣。时任兵部侍郎,办法是将蒙人合适种植的牧场低价收回来,在租给汉人务农,一转手就是大笔的银子进账。
1902年5月,升任绥远将军兼理藩院尚书的贻谷抵达张家口,组建了近代公司形式的清丈局和东西路垦务公司,在东起察哈尔左右两旗。西至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南到长城,北至外蒙古的广大区域内实施垦务。
贻谷甩开膀子大干起来,跑马圈地。谁不对付就直接强征,抓了一批不服气的蒙族首领,还将闹事的丕尔丹砍了头。
贻谷搞了六年,据说成绩不小,但实际上缴中央财政的钱并不多,清丈局和垦务公司的账目乱成一团,贻谷本人被查,本来要流放新疆,最后则去了四川巴塘。据于右任的调查,内蒙垦务已有相当基础,应接手继续搞下去。
“我不同意继续在内蒙垦荒的理由你想不到,”龙谦放下了于氏整理的报告,对于氏那手堪称精品的蝇头小楷欣赏不已,“于先生,理由很简单,环境。如果大规模废草原而种地,必将导致土地的荒漠化。内蒙不同于北满,两地情况完全不同。我们不能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啊,你一定想不到北京漫天风沙是什么景象。”
“环境?”于右任真的迷惑了。按照他的测算,内蒙的垦务工作真正见成效之后,每年的产粮足以供应边疆驻军了。
“是的,环境。当然也不是一概而论。河套地区适宜农耕,那就搞下去好了。其实,”龙谦亲自给于右任泡了一杯茶,让这位陕西青年受宠若惊,“我们面临的粮食问题并不严重,我们有多少人口?五亿打足了,虽然我没有翔实的统计资料,但我敢说,只要每亩耕地提高产量100斤,温饱无忧矣。边疆屯垦不只是为了粮食,你看到了重要的一面,那就是戍边,也有改善人口布局的功效,这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将农业被压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鲁南山多地少可以解决自身的粮食,甚至可以为军队提供余粮,其他地方没有理由做不好。你去山东待了时间不短,有什么感想?”
山东是蒙山军的老窝,农业处目前20余人有一半是来自山东,山东的一半是来自鲁南,足见龙谦对鲁南的欣赏和重视。之前于右任认为这不过是感情问题,为蒙山军提供人力物力的鲁南当然要在新朝得到最大的红利。但于氏调查了鲁南之后,承认鲁南确实有值得研究借鉴的地方,“回总统的话,感想很多,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山东调查统计的资料甚全,一目了然,其次是沂州、兖州两府农民的势力极为强悍,士绅为之敛手……”
“哈哈,倒不如说规矩坏了,泥腿子当家。哈哈,”龙谦没有细问于氏的出身,但既然可以考中秀才并留学日本,想必不会是一般的农家子弟,“小于啊,有两个经济学概念不知你听说过没有,生产力和生产资料?”
于右任摇头。他跟龙谦接触不多,但觉得龙谦口中的新鲜词语很多。
“生产资料比较容易理解,就是生产的本钱嘛,土地,耕牛,农具都是,工厂的机器厂房也是。生产力就复杂一些了,关键的就是人,就是从事生产的人,当然,还有科学技术,也应归于生产力的范畴。我讲一个原则。你回去想想看是不是正确,当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处于分离状态,生产的效果就不会好,反之就很好。以农业为例。雇农耕种地主的土地。与自耕农耕种自己的土地,两者有何区别?”
这个不消说。于右任认为很简单,“当然耕种自己的土地要经心的多。”
“是的,因为后者是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完全结合,而前者不是。种什么作物。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浇水,给自己干跟给地主干是不一样的,或者不经心,或者说了不算。据我所知,关中有很多种植鸦片的,多是地主的授意而不是雇农。你可能会说雇农也很经心的。因为交纳了地租后剩下的就是他自己的了,但地租过高会影响农民的积极性,这个不需要争论,是铁定无疑的事实。”
于右任明白了龙谦所说的含义。鲁南确实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地租低,地主的平均占地也少,那都是乡村自治带来的结果,也因为鲁南的工业兴起,将大量的人口吸引到沂州兖州从事工业的背后,是士绅对工业的投入,不少地主以官府规定的价格出售土地给官府,筹集资金投入了工业,为沂州钢铁、中兴实业提供中间产品,这部分被官府土地又租给或者卖给了农民……以此缓解了土地兼并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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