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批渔船从南方开了回来，码头上原本闲坐玩笑的一帮工人们立刻起身，准备干活了。赞帕里尼坐在一张长条椅上，抽着烟斗，含笑看着这些为生活而辛勤忙碌着的工人们——他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几艘渔船结伴组成了一个船队，费了老大劲才一一停泊在罗洽港渔业专用码头内。这个时候，常年在码头上办公的渔业商人互视几眼，然后颇有默契地围了上去，朱衡朱老爷的三子朱诚东也夹杂在里面。
这厮原本是被老朱安排在罗洽镇的，当时朱衡朱老爷甚至还给他报名分公地，可谁知这小子压根不愿意在乡下种地，自小喜欢往外跑的他拿着多年攒下的私房钱以及他老娘偷偷塞的一些现款，跑到罗洽港做起了小小的渔业商人，至今已历二年，没挣着什么大钱，但在养活自己之余也能小有积蓄，算是不错了。
罗洽港这个码头有渔船前来出售渔获也是近几年才有的事情，随着近些年海产品消费市场的逐步扩大，东岸民间驾船出海捕鱼的人也越来越多，据南海渔业公司统计，截止去年年底，全国已有超过60艘私人捕鱼船，吨位多在40-60吨的样子，不算大，但胜在价格便宜，利于资本不多的渔民们采购。
当然即便你资金不足，也可以向西北垦殖银行申请贷款，这种贷款一般审批较快、放款也很及时，这就是一种善政了——在此时的欧洲，渔民们一般也都是较为贫穷的人，他们资金不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渔业商人或私人放贷者的“恩惠”，比如购船费用、船只大修费用以及鱼加工储藏的费用等等，成本比起东岸的渔民们来说不知道要高多少倍，毕竟他们可没那种以极低利率向渔民发放贷款的大型国有银行，要知道私人放贷者的胃口一般都比较大，手段往往也很毒辣。
由于东岸的渔场大部分在盐城港近海及以南海域（另外拉普拉塔河一带也有小型渔场），因此这60艘私人渔船中的大部分基本都就近在盐城港出售渔获——由南海渔业公司统一收购，同时该公司也代收各渔船的营业税——但仍有约二十多艘船只不辞辛苦跑来罗洽港出售，因为这里的利润空间明显远超南边，渔民们也能获得更好的收入，同时也顺便修理一下船只。
眼前这五艘渔船才刚刚靠岸，四五个渔业商人便挤了过去，他们似乎很有“规矩”，也很有默契，没争抢、没互相压价，一人选中一条船就开始谈价钱。至于五条船中吨位最大的那艘加工船（一般有200多吨），则由几人中实力最强的一位包下来了。
朱诚东此时正和一位满脸皱纹的拉脱维亚人说着什么，赞帕里尼估摸着，大抵是一些价格方面的争执罢了，他估计那位船长占不到上风，因为东岸大部分渔民的收入虽然不低，但在和经济实力更强的渔业商人们讨价还价时，却也很少能够占到上风的，特别是在这些渔业商人之间已经形成默契的情况下就更不可能了。
果然，没有多久，只见那位船长生气地跺了跺脚，嘴里也在快速嘟囔着什么，或许是抱怨的话语。不过，他并没有拒绝似是给价不足的朱诚东，仍然下令麾下渔夫们把一筐筐的鱼搬过来，打算出售给眼前的这位渔业商人——他们其实没太多的选择，因为即便是粗粗腌制过的鱼也无法长期保存，而鱼一旦变质其贬值程度是惊人的，到时候恐怕就只有最穷的非国民才有可能购买了，船老大担不起这个风险。
朱诚东谈妥这事后，便得意洋洋地叫来了几个帮闲，让他们租用港务局的轨道平板车将鱼运到自己设在外面的一个货栈内，他会尽快通知经常与自己合作的一些外地分销商赶来，然后将这些鱼用最快速度运到外地卖掉——罗洽县这地方沾了离首都近的光，近十来年基础设施改善较大，不但通了铁路、电报，还修了一等国道（直通首都的国防道路）、二等国道、三等国道加起来七八十公里，因此运输海产品这种注重时效性的商品还是相当方便的。
当然了，别看这些鱼在罗洽港交易时这么便宜，一旦运到外地，随着距离的延伸，这价格上涨幅度可是很大的，毕竟装桶、运输、销售这些过程都会产生费用，加起来也不便宜的——尤其是运输，1640年的时候，由于加莱等地的运输价格有了一定程度的上涨，最后竟然使得到达巴黎的鱼价格上涨了38%，可谓惊人，不过这在道路网四通八达的东方县、罗洽县、梅林县等地似乎还没那么严重。
此外，鱼的腌制也是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无论是盐城港出产的湖盐，还是从葡属佛得角进口的海盐，其价格都不会很便宜，故有些地方的居民喜欢购买风干的鱼，因为这是他们所能知道的最廉价的一种保存鱼的方式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像朱诚东这类中间商的过手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东岸的海产品从渔民手里到达最终消费者餐桌上的时候，一般会过两道手，即大型批发商和乡村分销商，这些人对利润也是有一定要求的，他们的利润同样也是鱼终端销售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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